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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晴耕雨读

 
 
 

日志

 
 

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管清友谈低碳经济热  

2010-04-26 11:13:48|  分类: 采访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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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管清友谈低碳经济热
    2010年4月22日是第41个世界地球日,国土资源部确定我国今年的地球日主题为“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我们长期的压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基础资源的价格以及电价既不利于低碳能源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编者按 
  2010年4月22日是第41个世界地球日,国土资源部确定我国今年的地球日主题为――“珍惜地球资源,转变发展方式,倡导低碳生活”。确实,低碳经济东风拂遍全球,低碳不仅是一个口号,而且正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国家政治层面,今年全国两会一号提案就是九三学社《关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低碳发展的建议》,这和未来中国经济的转型、社会发展形态密切相连。就此问题,本期评论周刊专访了青年经济学者管清友先生。
 
  管清友
 
  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和能源问题的研究。
 
  一条没有先例的低碳之路
 
  长江商报:怎么做才是真正的低碳,并让公众参与其中,真正感受到幸福呢?
 
  管清友:现在有几种解读,一种是“零碳”,这个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是达到一定的减排目标,像中国现在说2020年实现40%到45%的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我们如果实现这个目标了,我们就是“低碳”的。还有一种是相对某个参照水平而言的,比如这个城市的工业碳排放量,比全国工业的排放平均水平要低,那么,相对全国来讲,这个城市就是低碳的。
 
  如何让公众切实地感受到低碳的幸福?我觉得可以学习杭州,给市民免费提供5万辆自行车。或者像四川广元,把工作做在实处,大力开展低碳生产生活方式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进学校活动,优先发展使用民用燃气、节能灯、沼气等等。
 
  长江商报:低碳城市有什么标准吗?
 
  管清友:现在公认的大致有4个方面的指标。一个是单位碳的生产能力,单位碳排放所产生的GDP高出全国平均水平,就应该算是低碳的。高出全国先进水平,那就是属于超低碳的。就是碳的生产力要高。
 
  第二就是碳消费指数。别人一个人生活排放两吨碳,你现在只排放1.5吨碳,那你就是低碳。
 
  第三就是碳的能源指数。就是可再生能源开发比别人多,用得比别人好,那么就是更低碳了。
 
  第四个方面则主要是从行动层面来考察的,如果你说自己城市低碳,那么有没有一些配套的政策措施?比如是否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减排计划,是否在税收上给予新能源一定减免优惠,是否对高碳行业发展有一定限制措施,是否把低碳纳入现有政绩考核指标,是否建立相应的社会评价、监督、审计机制………
 
  长江商报:但是,事实上,这些都没有先例。低碳发展的道路在发达大国的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但我们现在已经不具备发达国家当时所拥有的国际资源环境条件和大气空间环境。我们现在处于一个什么境地中?
 
  管清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发达国家积累社会财富、实现现代化繁荣的过程中,碳排放空间还未被认定为一种紧缺资源,发达国家也没有意识到温室气体排放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近几十年来,温室气体过度排放的后果被许多科学家所证实,人类也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达成了诸多共识。但是,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的同时,也遇到了能源资源供应紧张,碳排放空间被严重挤占的情形。也就是说,已经没有足够的碳排放空间,来保证我们按照常规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发展。
 
  客观来看,中国设定的减排目标极具挑战性,难度非常大。中国“十一五”规划提出用5年时间使得单位GDP能耗下降20%。2006-2008三年的能源消费增长速度和GDP增长速度已经显示,这一调整幅度太大,不容易完成。从短期来看,由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一旦实施减排,成本是马上就会产生的。要搞低碳经济就得牺牲别的目标,可能要牺牲GDP的两个百分点,或者一个多百分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需要同时解决经济增长、社会稳定、环境保护和承担国际责任四大目标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样积极的减排行动是非常难的。这也是中国政府在减排目标问题上持相当慎重态度的重要原因。
 
  低碳背后的政绩冲动和现实之难
 
  长江商报: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以前一些城市说要搞循环经济城市,后来是园林城市、森林城市,现在叫低碳城市。这样的低碳完全是表面形式,换汤不换药。
 
  管清友:这里面确实有很多城市在考虑走一条与传统发展模式不同的道路,特别是一些资源面临枯竭的城市以及一些新能源装备制造业城市。但也应该看到,许多城市是在跟风,目标并不是很明确,也没有什么约束性,没有切实可行的举措,没有配套的政绩考核机制和监督力量,也没有充分发动公民、企业、社会团体一起参与,而相应的社会评价、监督、审计机制更是鲜见。
 
  从深层次上讲,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实是由这样几个原因决定的:首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绝非一日之功。对于打造低碳城市来说,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但我们看到大部分城市,特别是二三线城市是没有动力去做这个转变的,这有政绩冲动的原因,也有客观条件不充分的原因。其次打造“低碳城市”,要有配套的公共资金、要有相关政策的支持、要有相应的税收优惠措施,各地其实也是希望得到政策的阳光雨露。从理论上来讲,劳动、资本、能源资源、技术都是生产要素,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低碳主要是指减少单位GDP能耗和碳排放,也就是降低能源强度和碳强度,这就需要大量的资本和技术投入来替代能源资源的消耗。因此,低碳城市的建设是需要大量投资和技术创新的。很多城市希望抓住这样的机会:既增加了投资,也改善了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一举多得。
 
  当然,也有一些地方对所谓低碳城市建设持慎重态度。低碳城市建设会产生一个两难境地:一方面地方政府害怕错过新能源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契机,另一方面又担心搞“低碳”在短期内影响地方经济增长。
 
  当然,“零碳”是不可能的,哪有可能会有零碳的事情?国外有“接近零排放”的说法,但没有什么“零碳”的说法。搞低碳要讲科学,光讲漂亮口号、走极端是没法可持续的。
 
  长江商报: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来说,特别是民营企业在低碳经济中已经遇到各种障碍,原因是什么?
 
  管清友:以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到现在上网价格仍然未定。对于企业来说,这些太阳能光伏电站投入成本较高,上网电价迟迟不出,对企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目前只能控制和放慢对太阳能发电的投资力度。风力发电领域采用招标电价的方式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为了拿到项目,把电价越压越低,这十分不利于风电行业的发展。
 
  而欧洲大多数国家都是实行补贴电价。建议可以争取准入制度,对投资企业有资质方面的要求,适当提高一点电价,既防止市场混乱,又利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我们长期的压低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基础资源的价格以及电价既不利于低碳能源的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长江商报:我们看到政府性活动,包括世博会、亚运会……主办方都表示要采取“减碳”举措,但是在没有科学统计各项碳排放数据的情况下,低碳前景并不清晰。
 
  管清友:还是要有一套比较明确的、量化的指标,让公众和企业看到低碳的榜样和前景。我们可以借鉴很多国外的经验,以都灵冬奥会和德国世界杯为例,他们的做法都是通过“碳中和”的方式,对不可避免的二氧化碳排放做出了弥补。都灵的做法是在意大利投入可再生能源项目,在肯尼亚植树等,而德国则通过在印度和南非支持清洁能源项目,达到了同样的目标。
 
  尽管北京奥运会的碳综合评估报告始终没有正式公布,但在奥运结束一年后,北京产权交易所还是做成了一单买卖。奥运会期间,有8万多人参与的绿色出行活动,总计减排二氧化碳近9000吨,这批碳指标被一家汽车保险公司以27万元的价格买下,用于抵消其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从而成就了国内第一例自愿减排交易。
 
  可以发现的是,截至目前,上海世博会已经通过绿色出行鼓励参观者中和自己的碳足迹,我希望未来的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和西安园博会等大型活动都能够探索低碳方式。实际上,低碳不是一种方式,而是很多方式。低碳不光是政府的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公众和企业身上。
 
  破除政策制约最为关键
 
  长江商报:在低碳经济建设中,政府的作用如何发挥?
 
  管清友:在政府、技术、市场这三个环节中,政府是被排在第一位的。低碳经济是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形态,是一种规制经济,规则经济,天然地与政府联系在一起,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大有可为。但其行为方式应该遵循市场规律。政府需要去积极推动,并为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创造环境和条件。首先,政府需要创造一些激励机制与政策去促使新技术的诞生;第二,通过一些法律法规来规范高碳能源的使用;第三,建立一套基本的机制,可以把清洁能源顺利传递到用户手中,这里的用户包括工业用户和个人。并且,政府间的合作也异常关键。
 
  此外,政府在制定行业政策的同时,首先要加大财政投入,包括预算安排要加大力度,加强节能投资,并在加强投入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和完善投入的手段。
 
  当然,单方面依靠政府行政命令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更多的还是得依靠价格、竞争等市场机制去完成,比如“让清洁能源更便宜,让能耗大的能源使用起来成本更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努力营造一个良性、公平的市场环境。目前能源资源的低价格政策扭曲了市场供应,导致过度消费,无法弥补环境成本,也无法有效实现节能减排。生产要素价格改革不仅仅是一个价格问题,它是一个大局问题,涉及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资源流动引导,甚至涉及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问题。我们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
 
  长江商报:发展低碳经济必须借助金融、财税手段,在这些方面我们应该做些什么调整?
 
  管清友:最重要的还是要改革现行的税收体系,比如尽快出台资源税,并在适当的时机要出台碳税。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些做法,例如英国建立碳预算的做法,把发展低碳经济放在国家财政预算范围内。从事新能源的开发,我们感到政府政策指导至关重要,尤其是财税政策。例如风能这样的可再生能源,就可以免收增值税。此外,我们从事的节能减排服务,现在税收的问题也仍没有得到解决。在税收方面缺乏一些相应激励。
 
  要尽快分解碳强度指标,促进国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在碳减排稀缺性的情况下,价格信号非常重要。如何围绕价格,形成一个公开、公正、透明的市场机制,显得更为紧迫。正如证券市场,应考虑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形成,指标分配、场内场外交易、现货交易、期货交易等体系的建立。只有这些市场层次建立起来,并确定市场的参与者,完善自我监管机制和核证审计制度,才能真正发挥金融杠杆优势。
 
  本报评论员银玉芝特约记者孙安东采写
 
  (来源:长江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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