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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晴耕雨读

 
 
 

日志

 
 

关于中日关系的读书笔记  

2006-06-06 09:43:31|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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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f2ce4760.jpg大格局:中日关系的美国因素

东亚当下的国际格局对于中日两国的政治家来说多少有些尴尬。这种尴尬根源于历史时间与逻辑时间上的冲突。当欧洲人从经济一体化正在走向政治联合的时候,东亚国家仍然要解决欧洲人在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问题。这不是东亚国家的政治家无能,相反,面临欧洲五十年前甚至一百年前的问题而保持东亚地区目前的和平环境正好说明东亚政治家们的智慧。因为我们不能忽视中日关系当中的美国因素。

东亚地区至少还在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与稳定。有人可能要说东亚的和平得益于冷战以后的国家格局,得益于美国人的霸权稳定因素。就像布热金斯基所宣扬的那样,如果美国撤出东亚,那么国际格局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混乱。其实这种论调实在是大错特错,东亚地区的国际冲突恰恰来源于这个美国因素。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在亚洲的存在效果截然不同。二战以后,美国联合欧洲组建北约对抗苏联,其目的显然不在于希望欧洲人走向联合,但是客观上使欧洲的军事先于经济统一到了北约的旗帜之下。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对欧洲的态度也不是遏制,北约的作用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从对抗来自东方苏联的威胁转向了对中亚、南亚、东亚乃至全世界的控制。美国人与欧洲人毕竟同根同种,因而美欧关系说坏也很难坏到哪里去。但是,在东亚地区美国人至今仍然充当着“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这种角色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与当年大英帝国维持欧陆均势的手法如出一辙。只不过是美国比英国更强大,“离岸平衡手”的色彩更淡,强力遏制的色彩更浓厚罢了。其根本的目的是要维持一个分裂的东亚,遏制一个崛起的中国,同时继续把日本人绑在美国的战车上。试看,在日本“入常”问题上谁最暧昧?不是中国,是美国人。日本“入常”无非是向世界证明,日本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大国,更是一个政治大国,日本不需要听命于任何大国。但是,美国人怎么会让日本轻易的挣脱美国的“牢笼”呢?

但是,也正是美国在东亚的存在造成了日本的膨胀和邻国对日本走向的担心。分裂的亚洲正在出现“棘轮效应”,分裂日久,猜忌日生,冲突日多。中日两国不是没有冲突,亦不是简单可以调和。中日交往几千年,真正友好的时间极其短暂。我亦提及,中日两国的冲突乃是原生性的,是大陆中国走向海洋崛起为世界大国与日本既有的海洋大国梦想的冲突。但是这种冲突是伴随着中日两国的国势和国力地位的变化而衍生的。

 

欧亚差异:历史时间与逻辑时间的冲突

东亚地区各国面临的国际格局有点凡尔赛和约时代欧洲国际格局的味道。一战战败的结果彻底削弱了德国。德国人当时四面楚歌,战争赔款,军事占领,版图残缺。法国人在德国的西方颐指气使,大英帝国的欧陆均势政策重新得以施展。但是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被“天才”的希特勒敏锐的洞察到了,希特勒在外交上纵横捭阖,以战败国的地位“四两拨千斤”,把欧陆强国和大英帝国玩弄于股掌之间。反观这段历史,你大致可以认定,当时的欧洲政治家里面只有斯大林最为清醒,其对外政策最为圆滑也最为有效。虽然不能说张伯伦完全误判了形势,但是其绥靖政策实在是臭名昭著。东亚当下的国际格局仍然没有摆脱远东雅尔塔体系的影子。日本仍然以战败国的地位保存在美日韩联盟的怀抱当中,其西临的中国正在重新崛起为一个无法忽视的强国。但是雅尔塔体系对日本人的约束似乎已经荡然无存。小泉首相频频要求俄罗斯归还北方四岛,与盟国韩国争夺独岛,最让中国人有切肤之痛的是最近的中日东海之争频频升级。历史的时间与逻辑的时间在这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欧洲人对东亚围绕领土、领海的冲突或许多少有些不能理解,因为他们已经在半个世纪以前解决了这个问题,历史的时间与逻辑的时间真正实现了统一。因而,很多人担心的问题是,日本会成为下一个德国吗?这种担心看起来有些杞人忧天,空穴来风。但是面对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复活,日本在军事上的恶性膨胀,日本的近邻难免不会有这样的担心。

但是,日本的特殊地缘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即是经济上可行,政治和军事上也不可行。德国人选择发动一战和二战就是在于其对国家定位的误判。德国的地缘也同样决定了德国不可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它只能是一个欧陆强国。而且,德国用传统的方式希图成为现代的世界大国本身就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一战、二战两次失败已经证明这一点。日本亦是如此。日本孤悬于亚洲大陆之外,面临的又是一个既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历史又拥有五千多年政治谋略和军事经验的大陆国家,日本想逾越这个大国几乎是不可能。中日之间在唐代、明代以及清代进行的三次大规模的战争都是在中国国势衰微、国力不济的情况下发生的。一旦中国的国势和国力强于日本,日本要么自我封闭,要么倒向大陆。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理解日本为什么在近代一直希望占领或者肢解中国。

 

《菊与刀》:日本文化的两面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研究。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及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与本尼迪克特所递交的报告主旨一致,于是本尼迪克特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的日本人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题出版,在西方社会和日本本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菊与刀》通过对日本各个历史阶段的考察,分析了日本的等级制度、负恩和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从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上探讨了日本的民族性,得出了日本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个人主义而是耻感文化集团主义的结论。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日本文化的两面性,表现在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战前,日本人把他们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于国际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的国家。在战时的日本人眼里,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等级秩序而战。当然,日本应该是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因为只有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国家。日本既然已经实现了和平统一和国内经济发展,那就应该帮助落后的邻国——中国,而方式就是创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然后是英国、俄国从东亚地区清除出去,使共荣圈内的各个民族各得其所。同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当中明确自己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就会感到安全。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同这种“各安其位”的国际等级制度。战后,日本承认他们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转而建设和平国家。

日本人转变之快,恐怕连美国人也没有预料到。但是日本的转变又不同于其他“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日本人并不像这些民族为原则而战,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日本的文艺作品里面塑造的英雄人物经常是为了心中的至高理想舍去一切乃至抛却生死,可以一个人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而面无惧色,全然不在意他人的关切、看法和反应。正像李培林在《重新崛起的日本》里说的,从这个角度讲,用樱花与刀形容日本的民族性更合适。樱花有一种代表日本民族性的悲怆之美。对于战争,日本人认为,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结局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壮烈地战斗过,并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光荣与梦想。本尼迪克特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所以,一旦战败,他们只是认为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错误的,并不会对战争本身进行忏悔。这也在中曾根康宏在最近出版的《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中得到印证。中曾根把战争的原因归结于大隈内阁采取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和旧宪法中统帅权的独立的条文。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战争是错,不是罪。这同样也印证了本尼迪克特认定的日本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的结论。

日本这种善变的文化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没有是非感,并且在国际交往中惟利是图,毫无原则可言。这与中国人坚持正义,维护公理的理念是截然相反的。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清算其历史。这也正是中国民众反感日本,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一个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善变的性格造就了日本崇尚强者的文化。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就谈到,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亨廷顿看到了处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国家的特性,因此一再提醒美国当局,要重视美国的摇摆性。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学者曾这样总结: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

 

《日本论》:日本的北进与南进

早在二十世纪初戴季陶就在《日本论》谈到了日本特殊的地缘政治前景。一方面日本面临北方来自俄国人的压力,因此“这个时候,日本的志士当中,已经生出一种防北的主张。开发北海道的政策,就是由此而起。这防北的政策,就是北进的基础”。另一方面,日本也同时面临从南方来的英美诸国的压力,这是南进的基础。其实北进南进不过是日本“大陆进取政策”和“海洋进取政策”的代名词。日本特殊的地缘条件,决定了日本始终处在大国的包围之下。古来如此,民国时期如此,现在也如此。

也正是基于这样特殊的地缘政治条件,日本始终摇摆在北进与南进的政策之间。田中奏折中提到的征服满蒙、征服中国、征服世界的企图,中曾根康宏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里所提到的日军全面侵华时期内阁与军部的分歧,以及二战当中日本四面出击的矛盾行为等等,都是这一摇摆性的体现。戴氏在《日本论》里面同样也提到了陆军军人与海军军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与斗争。从这一点上来看日本在近一个时期以来,同时与俄罗斯、韩国、中国发生的领土要求争端就不那么难以理解了。当然戴氏没有预见到他写《日本论》后的二十年,日本会再次侵华,而且是全面侵华。这很可能是因为戴氏与日本上层人士接触颇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从未到过日本的本尼迪克特似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在这一点上,作为国民党的高层,戴氏实在有些失算了。

 

 

《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中曾根的战略眼光

如果说日本在世的政治家当中谁比较有战略眼光的话,中曾根应该算一位。他的《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以战略家的眼光检讨日本的过去,思考日本的未来,体现了日本自民党内部以中曾根为代表的一些政治家的国家战略思想。可以说,中曾根日本战后为数不多的政治家和战略家之一。中曾根就任日本首相期间,积极推行大国思维,力图使日本成为一个真正的政治大国。有人甚至认为,虽然中曾根时期的日本错估形势,但《广场协议》的签定仍旧是日本迈向世界大国,承担国际义务的一步。

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除了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之外,很重要的是参与全球事务、承担国际责任、赢得其他国家的尊敬和信任。这就要求政治家有博大的胸襟和超人的智慧。战后德国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与几代政治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当年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旧犹太人区的大街上的一跪轰动世界,乃是基于他的东方政策所包含的博大胸襟。可惜,日本虽然竭力想成为一个政治大国,却鲜有能够支撑其政治大国地位的政治家。中曾根看到了“日本长期缺乏自己的国家战略,在国际社会上声音微弱,世界上知名的日本政治家甚少”,其原因之一就是“对美国的过分依赖已经成为日本举国上下的社会风潮”。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日本仍旧生活在美国的襁褓之中,其整个社会思潮、国民心态和政治家的战略都缺乏一个大国应有的风范。

中曾根认识到了赢得其他国家尊敬对日本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的重要性。“坚持自己的信仰当然不错,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重要的是要考虑,参拜(靖国神社)会给日本这个国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才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决定。”这些话可能也着实指出了一个政客的软肋。

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曾经谈到,“现在日本的一般政治当局,无论是政府的大臣,是政党的领袖,都是些随波逐流,没气力、没志气、没计划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权、如何保持政权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将来,东方的将来,世界的将来,他们绝没作过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确是可危极了。”看现在的日本,倒是多少有些像桂太郎之后的日本政局,所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

 

 

海洋大国:中日两国的共同选择与碰撞

从现在的地缘政治看,日本短时期内不太可能继续他的“大陆进取政策”了。俄罗斯依旧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中国也不再是一个弱国,不管韩日关系如何,美日韩之间还是盟国关系。日本北进似乎已经失去了空间。但是日本南进,继续其一直以来的“海洋进取政策”似乎还有空间,特别是中国大陆与台湾还没有实现统一,台独势力在岛内还有市场的情况下。从历史上看,日本南进的第一站肯定是台湾。日本陆地面积狭小,成为海洋大国几乎是他必然的选择。目前远东雅尔塔体系还在维持现状,日本“海洋进取政策”更多的表现为与邻国的资源争夺,从中日东海油气田开发争端可见一斑。

中国自南宋以来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向海洋方向移动,当前的东部沿海地区对中国的意义自不待言。作为大陆国家的中国选择海洋已经是一个必然趋势。因而,台湾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问题。日本人也明白,一旦中国完成统一,中国成为海洋大国并超过日本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中日之间地位的变化将在未来影响日本的选择:倒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还是倒向大陆。我前面曾经提到,日本一直是一个强者的“小伙伴”,连亨廷顿也不得不这么认为。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里面认为,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当采取某种方针而未能达成目的,他们就认为自己犯了错误,就会把失败的方针放弃。日本是典型的崇尚强者的文化。甚至有人说日本成为一个大国实属偶然,因为中国衰落了才有了日本大国的地位。

日本与中国争夺东亚主导权的战略从来没有改变,过去是,现在也是。因而,关键的问题在于中日两国地位的相对变化。目前争夺的背后无疑有着美国的影子。美国不希望东亚地区出现某一个主导国家,日本不能是,当然中国更不能是。分裂的东亚对美国最为有利。重新崛起的中国从来都被美国人视为心腹大患。

中日两国真的没有任何机会走向合作吗?围绕东海油气资源以及钓鱼岛问题的争端真的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吗?当然不是。从长远来看,东亚国际格局的重新调整,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势取决于两大因素。第一,未来中日两国的国势、国力的相对变化,这直接决定未来日本的政策取向。第二,美国的国势以及其在东亚的政策。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态势,未来与美国共同维持太平洋的国际秩序,那么日本选择倒向大陆是个必然的趋势。因而,在短期内,中日两国的国势相当或者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略占优势的情况下,中国的政治家选择“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也许是最好的策略。

美国和日本应当承认现实, 接受中国已经开始崛起的事实, 并以互利和合作的态度谋求共同的发展;从中国方面来说,既然大国的崛起必然随之带来国际协调的问题,那么我们以前、现在和未来面对的各种谈判、协调甚至争端都不可避免。因而参与和主导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中国重新作为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护、拓展自己利益空间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应对乃至主动的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大的战略选择。

 

中国的崛起:日本仍是第一吗?

日本也有着东方民族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处在一个忍受自己相对地位下降的痛苦时期。大清帝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那个时候,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是所要崇尚的“强者”。甲午一役,拨开了日本看待中国的迷雾,也让日本彻底放弃了对中国的崇尚。晚清以来,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中国的重新崛起,给日本人带来了危机感、恐惧感,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民族自卑感。日本人还没有习惯中国的重新崛起和强大,因此它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无所适从。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散布“中国威胁论”,与其他大国联手遏制中国,同时加紧对资源和领土的占有和争夺。日本曾经打碎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两次梦想,有人说,日本人正在试图打碎中国人目前第三次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所有这一切,如果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需要更强大,中国也需要让日本了解和习惯中国的强大。习惯了中国的强大,日本人就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我们需要了解和学习日本的地方很多。哈佛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就曾在1979年和2000年写出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和《日本仍是第一吗?》两本书,虽说争议颇多,但是傅高义的基本意图是告诉美国人: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美国学习。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但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需要了解它,学习它,以便更好的应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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