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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庄的故事  

2006-06-06 09:40:31|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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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课堂讨论中,张宇燕教授给我们讲了一个关于牛庄的故事。据张宇燕教授介绍,牛庄在历史上是东北地区重要的陆路、水路贸易中心,曾经盛极一时。更有甚者,在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中英《天津条约》中与登州(后改为烟台)、台湾(台南)、淡水、潮州(后改为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等一同开辟为商埠,成为中国与西方列强之间通商的重要口岸。

但是,今天的牛庄已经无法找到兴盛时期的影子。现在的牛庄只是海城市的一个镇,叫做牛庄镇,地处海城市区西部20公里,总面积53平方公里,人口3.7万。海城隶属于现在的鞍山市管辖,是鞍山下属的一个县级市。虽然我们很难想象兴盛时期的牛庄是怎样一派繁荣的景象,但是以今天的空间和人口规模断难以承担起一个重要通商口岸的功能。牛庄无疑是衰落了。同样作为《天津条约》中规定的通商口岸,烟台(即便是最初的登州,即现在蓬莱市)、台南、淡水、汕头、琼州、南京、镇江、九江、汉口到现在都至少维持了一个城市的规模,有些地方至今仍然是地区性的交通枢纽。既然牛庄曾经是东北地区的陆路、水路贸易中心,又是晚清中国对西方列强开埠的重要口岸,为什么现在只是保留了一个乡镇的规模,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衰落了呢?我们不禁对牛庄的历史变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查阅了相关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牛庄在历史上一直作为一个贸易港口和军事要塞而存在的。据记载,牛庄位于辽河支流太子河下游左岸,三国时(公元238年前后)即是一处渡津。这里河道深阔,靠泊条件优越,到明初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集镇。明朝政府在此置牛庄海州卫,设牛庄驿,归辽东指挥使统辖。《明实录》1391年(洪武24年)就有“九月癸卯,置广宁中屯、左屯二卫。先是舳舻侯朱寿督饷辽东,另新编上卒至牛庄码头屯守”的记载。明朝政府不仅在此设关收税验卡,而且为了防范日本海盗,还开始在牛庄屯兵并建立城堡。此时的牛庄已经成为辽河下游重要的口岸,也是辽东乃至东北与南方沿海各省经济交流的唯一重要海运通道。牛庄设驿之后,明朝政府将一度由山东登莱到旅顺口供给辽东驻军粮草的海运线转运到牛庄的航线。明《海道经》曾有记载说:

“自铁山西北行,经牧羊城、羊头洼、双岛、猪岛、中岛、北信岛至盖州套;然后,一路看盐场,西看宝塔台(葫芦岛),便是梁房口(营口),进入三岔河(辽河),收牛庄码头(海州牛庄)抛锚。”

但后来由于明、清一度实行“海禁”政策,曾一度断绝了东北与沿海各省的海运往来,直到1684年(康熙23年),清廷收复台湾,统一了海峡两岸后,在全国上下要求解禁的强烈呼声中,下令开禁。到了清雍正年间,牛庄已经成为“舳舻云集,日以千计”的转泊码头。用今天的话来说,那是的牛庄已经是一个地区性的商贸、物流中心。

不过,“牛庄”这个名字真正“闻名于世”,大概要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开始。1858年(咸丰八年),清政府因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失败而被迫与英、法等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十一款规定,

“牛庄、登州……等府城开口。嗣后皆准英商亦可任意与无论何人买卖,船货随时往来……。”

18601116,清政府于北京街头公布186143日牛庄开埠。但牛庄的开埠也经历了登州和潮州的命运,在开埠交接的时候,开埠地点的选择发生了变化,牛庄开埠的地点最后被选在了营口。但是,从现在行政区划上看,牛庄应该属于营口市管辖,其港口地理位置的变化又是怎么回事呢?

据营口文史资料记载,英国政府派员在办理牛庄开埠及筹建牛庄领事馆事宜过程中,乘舰首先在没沟营登陆,进行二小时街面调查,发现没沟营此时已形成街市,商业繁华,码头上有来往船只装卸货物。又去牛庄考察,发现牛庄港口河道淤塞,已经不具备作为港口和商埠的条件。英国政府马上意识到《天津条约》所规定的牛庄港口通航条件不如没沟营优越。

于是在《天津条约》规定牛庄开埠不久,英国的第一任领事密迪乐就与负责牛庄通商事务的山海关监督瑞麟的交涉,以“牛庄距海口甚远,停泊不便”为由违背条约在没沟营三叉庙附近开设领事馆,将“没沟营”称为“牛庄没沟营港口”并开放为通商口岸。由于这个原因,营口港以牛庄港代称延用了七十年之久。《海故》一书载:

“大辽河入海埠头,初设牛庄,继乃迁于没沟营,外省商贩仍曰‘牛庄海口’,没沟营以‘牛庄’称长期传于海外”。

原来,此“牛庄”非彼“牛庄”也。没沟营,也就是今天的营口。孔经纬在《东北经济史》中说,“旧为镇海营驻扎地,故有东西营子之称,当辽河出海之口,故曰营子口,简称曰营” 。公元830年(道光十年)改没沟营为营口。据记载:“最早出现汉代的辽口,晋代的历林口”,而“历林口者”在“明(朝)人谓之梁房口”,“为辽河入海之口,亦即今营口也”。没沟营在未成为海运港口之前,就有渔民、商贾在此活动。1726年(雍正四年)没沟营岸畔天后宫碑文记有:“没沟营为一通郡渡津也”、“船舢云集,日以千记”、“此古人建龙王庙所由来也。”这说明早在1726年之前,就有福建人(建天后宫为闽人崇尚)前来开发没沟营,且这一带昔日里颇为繁华,已成为渔商船集散地之一。

如此说来,现在的牛庄镇的衰落并不是如同我们最初想象的那样,由一个晚清时期中国与西方列强通商的大港而衰落为一个小村镇。也许在《天津条约》签定的那个时候牛庄已经衰落了?抑或是牛庄作为内河港口不符合英国通商口岸的要求从而导致开埠位置的变动?

我们猜想,牛庄的衰落乃是因为作为内陆河港河道淤塞以及海上贸易的兴起,特别是彼时的牛庄已经无法适应西方列强所强加给中国的海洋贸易的兴盛。河道淤塞可以输浚,港口衰落可以重建,但是英国选择改变《天津条约》规定的通商地点恐怕主要还在于两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贸易模式之不同。与牛庄港内河航运相对应的是农耕社会和内陆贸易,与营口港海洋航运相对应的是市场经济和海上贸易。牛庄港的衰落不仅仅在于辽河河道的淤塞,也许它同时标志着一种经济模式和贸易模式的衰落。牛庄的经历也同样发生在了登州和潮州的身上,可能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这两个地区在《天津条约》签定之后的交接过程中,很快都出现了港口迁移的事情。登州的开埠改在了烟台,潮州的开埠改在了汕头。至今,营口、烟台、汕头还是颇具规模的海港。

这样一种猜想促使我们去通过史料来加以证实。我们在查海城县志的时候发现,牛庄在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已经基本失去了其重要港口的地位。牛庄港由于受到辽河天然河道及河床淤积所困扰,辽河上游水流挟带泥砂不断淤积,造成嘉庆年间三岔河附近航道淤浅,最终大船已不能抵达牛庄港,而改停泊其他港。先后取而代之牛庄港的港口有白桦沟、田庄台、兴隆台三处港址。但由于这几处港口既没有形成繁华集镇,也无方便的水陆交通条件,因而只是一个条件稍好的寄泊点,故其作为海运港址均为时不长,最终作为辽河海运港口长期存在的就是后来的营口港。据说港口迁移到营口的事情在当时还曾勒碑为记,此碑立于西营子(营口)天后宫庙中。在《天津条约》签署之际,正是牛庄日趋衰落和营口走向兴旺之际。 “没沟营”也就是后来代替牛庄成为“牛庄港”的营口。在今天,原来的牛庄也划归了营口的区域范围。

后来的事实发展与我们的猜想几乎是一致的。英国人进行海上贸易需要的是海港,能够及时的吞吐大量的海外商品。当时,欧洲正值纺织技术不断改进和提高阶段,棉纱及纺织品成本逐步降低,英国航海技术发展也使英国商品运费降低。他们通过营口港向中国输出大量的纺织品。比如,1888年牛庄港口输入棉纺织品60.6万匹,1905年输入棉纺织品430.4万匹。由于机织廉价洋布大量输入,使东北原有的手工纺织也遭到了巨大冲击。鸦片也是英国输入中国的重要大宗商品。自1864年有海关贸易统计至1911年的47年间,经牛庄口输入鸦片37027司马担(1司马担等于60公斤),合2221.62吨,货值达关平银1984万两。最多的1868年输入鸦片2685司马担,货值关平银150万两。对这大批鸦片输入,山海新关均按1858年《中英通商章程》规定,“洋药(即鸦片)准其进口,议定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而“合法”地放行了。同时,英国还把从东北地区掠夺的大量资源通过营口港运回国内。1872年至1901年,营口港输出大豆、豆饼、豆油14087.9万担,贸易额达关平银17171.5万两,占营口港这30年输出贸易总额的82.8%

据当时的海关资料记载:当时与营口通商的有美、英、德、法、俄、丹麦、荷兰、挪威、普鲁士、瑞典等20多个国家。继英国在营口设领事馆之后,又有法国、瑞典、荷兰、挪威、美国、俄国、日本等也开设领事馆。营口成为东北沿海第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城市,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东北进行海上贸易的唯一门户。“市以港兴”,营口也经历了一个相当繁荣的历史阶段。据山海新关华洋贸易报告统计,1864年牛庄口输出入贸易额(包括往来国内各港贸易,但不包括常关帆船贸易,下同)关平银245.1万两,1878年贸易额达关平银990.7万两,1891年贸易额上升到关平银1708.3万两。1899年输出入贸易有较大发展,贸易额达关平银4843.8万两。

昔日的牛庄内河港口没有实现复兴的机会。相反,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之下,营口的海洋航运港口地位得到了确立。“牛庄”海港不仅把海洋国家在工业文明下产生的大量商品输入到了当时的中国,同时也带来了海洋国家的商业规则、国际制度乃至海洋文明。这些“舶来品”同样也夹带着“血与火”,它们通过极端的手段把中国拉入了西方列强所主导的经济模式当中来。我们在查阅牛庄港的有关资料的时候,发现开埠之后在牛庄港竟然存在着两个海关。牛庄港一地两海关现象让我们看到了两种经济模式下的两种海关制度的变迁。

牛庄在历史上已经有海关的建制,即山海常关,亦称山海钞关。公元1680年(清康熙十九年)清政府开山东海禁令,户部差满部员于榆关(今河北省山海关)设立山海常关,专司征收沿海出入货税,查缉船户匿税情事。1682年(清康熙二十一年)山海常关改归地方官员管理。公元1694年(康熙三十三年)复归户部差部员督收税捐,并在牛庄(海城县)设立了山海常关的征税机构。1797年(嘉庆二年)清政府赢余额定山海常关税银49487两,管辖征税范围扩展到盛京的天桥厂(锦州)、牛庄(海城)、西套(盖县)等地。1835年(清道光十五年)清政府在没沟营设立牛庄钞关的巡检机构。1854年(咸丰四年)牛庄钞关在没沟营设立分卡,借以掌握斗秤及税收等业务。

但是,到了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牛庄正式对外开埠的时候,山海常关由山海关迁来营口。1864年(清同治三年)59日,清政府于没沟营设立山海关(注意,这里不是指的辽宁和河北两省交界处的山海关,而是清政府为方便西方列强收取关税而设立的海关名称),亦称牛庄海关(即营口海关),俗称东海关。而对原来的山海常关,当地人称之为西海关。当时的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任命捷•马吉为山海新关的首任署税务司,并于618日正式发布开设牛庄海关的第7号命令。山海新关的主要职责是对进出口轮船及所载货物和旅客行李物品,邮递物品进行检查监管,征收进出口关税,以及查缉走私。同时,包揽了港务、海务、海口检疫、海事工程及气象观测,并兼办了邮政,成为一个“国际官厅”。山海新关设立当年征收各项税款关平银10.4万两,1878年达关平银35.3万两,1899年达关平银92.8万两,1911年达关平银105万两,1931年达关平银379.9万两。1864年至1932年,山海新关总计征收各项税钞大关平银4934.9万两。18966月,为偿还俄法借款摊派白银4万两,偿还英德借款摊派6万两。

于是,营口一地两关并立的局面就出现了。一边是清政府管理的山海常关,管理帆船贸易;另一边是洋人操办控制的山海新关,管理轮船贸易。两个海关并存,互有分工,似乎也相安无事。这种一地两关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31年,由于全国厘金废止,所有常关税局一律裁撤,常关税钞一律废止,五十里内常关在此时裁撤,同时也就终止了营口一地两关的局面,只设海关一家。

在这期间,海关的管理权经历了颇多的周折。190084日,俄国军队占领营口,并控制了营口的海关。俄国在营口建立了民政厅,“向属中国官厅管辖的一切事务,均由民政厅管辖”。民政厅下设置警察、司法、税收和卫生四个部。其中,税收部接管了营口的东、西两个海关,直接管理民船出入口手续,征收各项税捐,并把山海常关税捐收入专供俄国人交付军事及行政经费使用。据《营口市志》的记载,当时的俄国代理公使布拉穆逊还向清政府外务部正式提出要求“营口的关税永远任华俄道胜银行管理,税务司任用俄人。”被清政府拒绝之后,俄国又提出“营口海关事务,今后二十年委托华俄道胜银行管理”。但当时的清政府即使拒绝也无法挽回局面。日俄战争之后,营口海、常两关的管理权又落到日本手里。同年86日,总税务司赫德任命日本人黑泽礼吉管理山海常关并扩大课税范围,提高课税幅额。控制内陆和海上贸易的海关管理权成为列强争夺的焦点。从海关的管理权当中,他们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至1906126日,日本军政署撤销海常两关并交还中国政府管理时,日本当局征用两关税银达256万两。从海关获得的巨大经济利益进一步增强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实力,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吧。

我们从山海常关和山海新关的分工可以看出,这两个海关分别管理这内陆贸易和海洋贸易。在今天看来,对于内陆贸易的开关设卡完全是一种不恰当的政府管制行为,而国际贸易之间设立海关征收关税则是一国必备的法律制度了。

在适应于海洋贸易的海关在中国建立以后,对内陆贸易的管制和盘剥仍然持续了半个多世纪,这是因为经济贸易和贸易模式的转化的艰难,还是因为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在碰撞之中对于具体制度的选择相持不下呢?我们似乎一时也很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引航管理制度的创建同样也反映了西方海洋贸易规则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在宋代,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独立执业的引航员。到了清朝中期,引航业已经开始被纳入国家管理的轨道。但是当时却没有一个全国性的引航业从业规定。中国近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章程——《中国引水总章》的制定却是起因于牛庄港口的引航业务争端,由所谓的“西方侵略者”主持制定的。

据李恭忠先生在《<中国引水总章>及其在近代中国的影响》的文章里面介绍,引航,旧称引水、领港、领江,是指在一定的水域内(港口或内河),专门性的从业人员(即引航员)登上船舶(他不在该船上担任任何正式的固定职务),为船舶指引航向,向船长提出有关航行问题的建议和忠告,从而把船舶安全地引进、带出港口,或在港内移泊。它是随着经济和航运业的发展,逐渐从其中分化出来的一项专门的技术性职业。另一方面,由于港口的航道条件构成了一个国家天然的屏障,事关一国的国防,因而,近代欧洲一些国家和日本,都规定引航员必须由本国人担任,并且对出入港口的外籍船舶实行强制引航。这是一个国家引航权的体现,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当时,在《南京条约》开埠的上海已经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引航管理体制。但全国性的引航规章和管理制度都还未建立起来。事情的起因是英国和美国因为引航业务的争端。

(除上海外),在其余沿海港口,引航事务仍然由各国领事分头作主,呈现分散经营、无序竞争的状态。在牛庄(今营口),各国对引航事务的争夺最为激烈。驻牛庄的英国领事麦都司曾在上海做过领事,他刚到牛庄时,实行自由引航政策,任凭船长自由雇请引航员,也不签发引航执照。但美国人却捷足先登,到18648月,牛庄港已经有了9名持证的美籍引航员。麦都司不得不签发了5张引航员执照。1865年,进出牛庄港的船只大增,麦都司又为5名英籍引航员签发了执照,而美国领事却签发了13张引航员执照。引航员的剧增使得他们相互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了,英籍引航员甚至在大沽及山东半岛一带巡航候船,以便争得更多的业务。行业竞争的日益加剧……

鉴于这种情况,18669月,麦都司草拟了一份牛庄港英籍引航员管理章程,授权英籍引航员垄断所有进出该港的英国船只引领业务,这份章程于次年1月得到了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的批准。但是因为美国公使的反对,以及英国驻远东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荷拜的裁决,制度引航章程的事情被交给了驻北京的各国公使和清朝总理衙门。当时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代表清总理衙门与代表各国驻华外交使团的法国公使贝罗内特一起起草了一份《中国引水章程》草案,并得到了各国的认可。1867426,赫德以总税务司的名义,向全国海关系统发布通告,宣布该章程从1867101开始试行。一年以后,根据它在各港的试行情况,赫德又对它作了修订,修订后的章程经总理衙门照会英、法、俄、美等国公使,取得他们的同意后,于18681125咨行各省执行。“这份章程不仅在长达六十多年里决定了中国引航业的基本框架和运行机制,而且对近现代中国的航运经济、港口发展、军事、国防和外交,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新制度的输入对于中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恐怕还不能一概而论。具体的制度安排的生命力在于其背后的制度结构是否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即便是在新制度最初输入中国的时候新旧两种制度有过一番“较量”,但存活下来的将是更能实现国富民强的制度安排。就如同牛庄内河港口的衰落和营口海港的崛起一样,经济增长模式是决定制度存亡和地区兴衰的主要因素。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中国的农耕文明和西方的海洋文明在最初出现相互碰撞的时候,已经决定了在两种经济增长模式以及经济增长模式所决定的制度的兴衰了。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背后是一个繁荣的商业社会和蓬勃的市场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来源于此也保证了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商业利益的实现。通过贸易追求商业利益的动机在晚清时代遭到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强烈抵触,两次鸦片战争以及后来中国屈辱的历史不能说与这种经济形态的抵触有关系。这种抵触的结果是晚清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接受西方的商业规则和贸易模式。在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濒临太平洋的“地理上”的海洋大国,在唐宋时期亦有繁荣的海上贸易。但在数千年的经济活动中竟然没有生发出普遍的海洋贸易规则,禁海与开禁不断的在历史上重演,并在晚清时代与来自海洋的工业文明发生了激烈的碰撞。这难道是历史的宿命抑或是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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