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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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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与掘井  

2006-06-06 09:11:31|  分类: 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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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与掘井——论中国走新型二元工业化道路的战略选择

 

文/管清友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博士

 

科技中国2005年11期

 

论坛

 主动进入分工陷阱与开掘新的水源

 

  对于如何形成中国的竞争优势,目前存在两种主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通过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就能自动的实现竞争优势;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需要全面发展高科技产业而应该抛开劳动密集型产业。我们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中国特殊的国情,是不客观的,也是不足取的。单纯从经济学的理论去思考国家发展战略会忽视很多重要的因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指出,即使城市化进展顺利,中国农村人口到2010年至少还有7亿,到2020年至少还有5亿。再加上目前还存在大量的下岗失业工人,中国低端劳动力的供给仍然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似乎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发展政策只能是发挥比较优势,缓慢发展和稳步消化。但是,在面临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在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抉择中,中国发展的步伐可能根本不能慢下来。比如,在中国是否自主研发大飞机的问题上,我们就因为很多没有意义的争论而浪费了很多时间。等到真正遇到了挫折,结果发现是我们自己耽误了宝贵的时间。更何况,中国还面临着并不太平的国际环境,国家安全问题也是必须考虑的。

 

  有人也提到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基本不参与国际分工,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反哺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法做到这一点,中国也不可能像日本一样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依附于哪个国家。中国必须在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也必须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同时要避免走传统的粗放型发展的路子。选择二元工业化道路也应该是新型的,努力走出一条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新路。比较优势要发挥,竞争优势也要增强,两条腿走路,不可偏废。

 

 

在中国生产的芭比娃娃

 

  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已经无法重复西方国家对外移民和殖民的老路。中国只能走一条内卷化的道路,面临的许多矛盾需要内部消化。中国有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这是中国的一个比较优势。但是,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稳定问题。只有实现了稳定,国家才能谈得上发展。人们总爱用 芭比娃娃的例子来证明中国处于全球分工的低端位置,陷入了分工陷阱。我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两者相差的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35美分的加工费。但是反过来想,没有来自这些分工链条的收益,中国的很多产业部门可能无法获得任何收益。所以,对中国的很多产业来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可能还要容忍全球分工收益不对称、处于分工陷阱的地位,不是被动的陷入,而是主动的进入分工陷阱。这些产业应当定位于能够发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同时又不能走传统的高耗能、高污染的老路。这也是一种新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农产品的深加工,特色农业,传统手工工业等等。主动进入分工陷阱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收益还不是经济上的收益,而是实现了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从国家长远发展考虑,还要努力发展高科技产业,鼓励发展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实现重点产业的发展和赶超并解决技术引进的消化吸收问题。据统计,日本和韩国用于引进技术的资金和用于对引进技术消化吸收的投入比例是1:5左右,而我国的这一比例仅为1:0.07。同时也必须重视促进技术进步的机制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到国家安全问题的相关产业,一方面要借鉴,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依靠自主研发。未来能够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的这些产业可能会集中在电子信息产业、大型装备制造业、生物技术和中医药产业、新材料工业、新能源产业等。这是我们在面临分工陷阱的同时开掘新的水源,实现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在短期内我们要努力找到这些战略性的水源,在长期内还要注意涵养水源和蓄水

 

 

  发挥比较优势和实现竞争优势,关键在于政府。这不但需要政府的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的支持,从本质上来说需要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已故的马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尔森认为,一个政府如果有足够的权力去创造和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并且能够强制执行各种契约。与此同时,它还受到约束而无法剥夺或侵犯私人权利,那么这个政府便是一个强化市场型政府。强化市场型政府能够保证技术进步的激励机制,激发人们的创新意识,从微观个体和中观产业的层次保证了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持续。产业的竞争力最终还是要通过一大批企业的竞争力体现出来。强化市场型政府的存在能够给企业生存和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有利于企业增强自身的竞争力。目前,中国有一大批企业已经走出去,如海尔、联想、海信、厦新等等,这是增强国家竞争优势的第一步,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产业发展未来的希望。

 

  树立大国形象 强化政府职能

 

  奥尔森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最大挑战不在于资源或资本匮乏,而在于它们很难组织起大规模的分工、交换等市场活动,特别是高质量的政府活动。因此,政府不但要通过产业政策增强国家竞争优势,还要注意通过政治、外交、商务谈判甚至军事等方面的工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保驾护航。以中国的市场容量和国力,外国人说中国是个当之无愧的PowerPower这个词,既是权力的意思,也是大国的意思。但现实表明,中国现在还没有具备这个Power,特别是在世界贸易领域。我们充其量只不过是个能够影响世界价格的巨大经济体,还称不上是个Power。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权力。权力是指的什么?Power的权力来自于其对世界规则的制定权和主导权。经济全球化既是实力导向,也是规则导向。对于相对的弱者而言,规则导向能够带来相应的保护。在主动选择某些产业进入所谓分工陷阱的同时,中国应当从国际贸易规则的接受者努力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掌握国际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中国已经加入WTO,但这不是最终的目的。在对外贸易中,应当充分利用和参与WTO规则的制定和谈判。我们应当充分利用在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尽量改善处于分工陷阱当中的产业部门的境况。当前,中国越来越以一个大国的形象重新走上世界的舞台,因此,通过大国之间的国际协调拓展自己的国家利益空间亦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现在显得似乎还不够主动。既然大国的崛起必然随之带来国际协调的问题,因而参与和主导国际协调不仅仅是中国重新作为大国走上世界舞台的必然选择,而且也是中国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维护、拓展自己利益空间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应对乃至主动的出击,在国际格局中纵横捭阖,实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是中国应当认真思考制定和执行的大的战略选择。

 

  在当今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激烈的竞争,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民族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国家总体战略。如果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的话,那么在和谐社会的基础上构建中国发展的大战略就是应对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的手段。这个大战略应当是包括国家发展战略和国际战略的总体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是由全体国民的公共利益即社会整体利益决定的,国家是这个公共利益的代表。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应当包括应对来自整体转型压力的经济发展战略,社会发展战略,政治发展战略和文化发展战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国家发展战略还应当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战略。在中国不断进行改革的现实情况下,还应当制定保证中央政策和国家基本制度按照战略意图逐步实施的改革战略。国际战略主要是建立国家安全战略,其核心是国家利益,是国家最大限度的维护、保障和争取国家利益实现的战略。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应当包括外交战略、国防战略和经济安全战略。在中国还未实现国家统一的情况下,中国的大战略还应当包括国家统一战略。国家统一战略既涉及到国家的发展战略,也涉及到国家的安全战略,因此,在现阶段它应当成为中国国家大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中国发展的大战略有利于清晰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路径和手段,有利于凝聚民众的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也有利于国内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证明,选择市场经济作为中国工业化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途径,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同时,它也必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确立和保障个人的经济权利。但是,也应该看到这种既能激发个人最大的能动性的生产方式,也同时会造成两极分化。

 

  构建和谐社会走新型二元工业化之路

 

  市场经济怎样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呢?一般来说,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的目标称为政策性目标,一般通过社会政策来加以解决。而与社会价值有关的目标称为社会发展的方向性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平衡的方向性目标。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来看,价值性目标的提出,都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在被对个体利益追逐而社会高度分化的基础上,对人们处在一个利益共同体中的确认,并从共同体的角度对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中所产生的破坏性力量的约束和规范。价值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一种新的普遍的行为规范和责任感意识的形成,从而成为一种能指导或约束人们行为的价值观。社会的进步总是与更为先进的基本价值观的确立为条件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使国家在解决社会排斥,弥补社会断裂,实现社会团结的政策选择上有了价值基础。

 

  俾斯麦时代的德国由于资本在急剧发展扩大过程中,完全无视周围的环境,在工业和商业发展的中心,到处是失业、贫困、饥饿、流浪、乞讨、偷窃、恶劣的劳动和社会条件。当时非常突出的一个矛盾就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为生活所迫的工人们组织起来,除了实行有限的经济互助以外,还开展了争取权利的政治斗争。当时的资产阶级面临无产阶级革命不断的挑战。在这种时局下,德国很多学者深感问题的严重,他们既不赞成曼彻斯特派的自由放任主义,也不相信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可以解决问题。就社会政策在德国的产生而言,俾斯麦起了关键的作用,他对国家职能有了比较现代化的理念。他说,国家不应该被认为是现存秩序的简单的守护人,现代国家的逐步进化要求国家应该不断完成其维护现存权利的使命,同时也应该通过适当制度的建立,积极主动地改善全体成员的福利。俾斯麦以铁血政策统一了德国,建立起了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同时首创了德国式的社会保障制度——俾斯麦模式,俾斯麦之后的德国迅速崛起成为欧洲的强国。

 

  一般来说,大国的崛起都有其经济霸权尤其是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的支撑。金德尔伯格的研究发现,一国之内的产业发展重点往往是由贸易到工业再到金融领域,而国家的兴衰也呈现出生命周期的特性。工业化战略能否成功事关一个国家的发展大计。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面临庞大的人口和紧张的资源约束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中国正处在一个迅速崛起的时期,新型二元工业化的战略至关重要,这是中国实现稳定和发展的基础,也是中国实现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基础。充分利用本国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同时发展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塑造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可偏废。由于中国目前生产力发展的多层次性,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应该坚持两条腿走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二元工业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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