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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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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目字管理”的断想  

2006-03-31 23:56:35|  分类: 随笔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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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目字管理”的断想

 

管清友

 

 

最近,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新浪网新闻中心联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一方面,78.8%的人认为和十年前相比收入增加了,另一方面,85.3%的人感觉自己的生活负担比十年前更重了。而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从1996年到2005年这十年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远低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甚至在1998年、1999年和2002年中,价格还出现了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涨幅高于CPI的涨幅原本得出的结论应该是人们生活的更宽裕了,为什么会出现生活负担更重的结果呢?面对这样的数字对比,我猜想大多数人会对统计数据的合理性提出质疑。

这倒让我想到了黄仁宇先生提到的“数目字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ment)的问题。所谓数目字管理,简而言之,无非是精确管理、数字化数据化管理。统计工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指标体系的不断修订也是理所当然。但笔者最关心的问题还不在于此。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的真正含义大概也不在于此。

黄仁宇先生的思想要旨在于:由于特殊的地理、气候的原因,中国政治体系早熟并迅速进入大一统时代。这就导致地方利益和地方组织未及充分发育。因而,中央政权和基层社会间缺乏有效中介,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等数目字管理的先决条件无从从容展开,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和设计倾向于概念先行,进行社会管理缺少统计数据和技术支持。

中国历史上,为政之要便不在于因地制宜,而在于均匀一致:将整个基层社会视为一体,用同样的官僚,依据同样的原则加以治理。所有地方官的选拔是基于同样的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而后者同时也是所有地方的治理原则。由此,对于官僚集团而言,不同的行政区域不是各具特色、需要相应专门管理知识的岗位,而不过是若干个可以互换(interchangeable)的职位而已。这种径路决定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是一个庞大的“潜水艇夹肉面包”:上面一块长面包是庞大的官僚集团,下面一块长面包是同样庞大的农民群体,二者都混同一致,缺乏个别色彩。处在中间维系两者的单薄力量,无非是一种道德教条或意识形态理论,无论其表现为文化精华或是施政方针或是科举考试要点。这当中既无管理对象的细分,也无管理手段的细化。因而,中国历史上始终缺乏数目字管理。

数目字与数目字管理不是一个概念,完全是两个层次的问题。统计数据作为数目字,无疑是数目字管理的基础。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统计也是国家进行数目字管理的一部分。没有有效的数目字管理制度,恐怕也不会有合理的“数目字”,也不会有“正确”的“数目字”。我想,中国人这些年来对“不正确”的“数目字”应该有切肤之痛吧。

而恰恰是这一点被黄仁宇先生忽略了。王思睿先生说,一个社会要在制度上取得突破,必须在技术上具备用数目字管理的能力。同样,一个政府要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也必须在技术上具备用数目字管理这一条件。

数目字管理是贯通一个社会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的载体和工具,能否用数目字管理成为判定一个经济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的标志,一个能够用数目字管理的政府在利益取向上与整个社会是一致的。在我看来,这才是数目字管理最要紧的地方。320的《中国青年报》指出:CPI统计标准是20多年前制定的。20多年过去了,居民的消费结构与消费产品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往食品在CPI中的权重达三分之一,而目前所占比重十分微小;卫生医药用品、教育、电信等消费所占权重,与实际消费情况完全不成比例。尤其是近几年上涨很快的住房消费,计算CPI时,依照国际惯例并不包括在内。统计数据的失真会给决策造成负面的影响。

但同时,没有有效的数目字管理制度也就不会有合理的统计数据。两者之间,谁决定谁,恐怕很难说。CPI是通过观察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消费品和服务的购买成本的变化而计算出来的。目前,下层感受最深的不外乎教育、医疗、住房消费品的价格上涨。统计数据与真实感受出现不匹配的情况,其恶果就在于上层的利益取向无法与下层达成一致。而这一点是很危险的。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已经十余年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法治经济。法治的要害在于对产权的一系列保护。市场经济带给中国最大的转变,借用黄仁宇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象中国历史和西洋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资本主义的兴起来自商业的繁荣和商业制度的建立和健全,我大致认为,这就是所谓的“数目字管理”的成功。

“数目字管理”是与商业组织体系管理或者说市场经济体系管理相契合的一套法律规范管理方式。如果说在农业社会当中,管理的方式是“权力”的逻辑,那么在商业社会或者说市场经济社会当中,管理的方式应当是“法治”的逻辑。无怪乎,有人认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严格和完善的政府管制之下的自由经济模式,而政府的管制依赖于规范的法律制度框架。我想,这与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的思想是一致的。

英国学者克拉克说,将一个农业国家蜕变而为一个工商业国家不是一件容易事,但是笔者却认为,将一个以“权力”作为规则和逻辑的国家蜕变为一个以“法治”作为规则和逻辑的国家才真正不是一件容易事。17世纪西欧资本主义勃兴时期,“以英国的农业基础、社会习惯和法规传统而能使银行开设于乡镇之间,土地能随意典卖抵当,各地创建付费公路,人口能够自由移动……将这样一个国家当作一个城市国家那样的处理,以货币作管制全民的工具”,靠的恐怕就是这种“法治”逻辑。

中国的市场经济历史还不长,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立还要假以时日,需有一个生发、成长乃至成熟的过程。中国目前正在试图实现这种“蜕变”,至于需要多长时间,还需要观察。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的末尾总结说,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就是从非数目字管理向数目字管理过渡的过程,中国近百年来的徘徊与挣扎,亦庶几沿此方向曲折进行。时至今日,转变过程仍在进行中。我们希望看到这一转变过程尽快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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