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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外围结构的货币视角  

2006-03-20 23:23:35|  分类: 理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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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劳尔·普雷维什基于对拉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研究提出了中心——外围理论。他把世界分为中心国家(由发达国家构成)和外围国家(由发展中国家组成)。中心——外围理论曾经对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并在六七十年代使拉美经济获得了飞速的发展。

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是拉美国家首次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出发提出的有关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理论,因而被称为发展主义。同时它又是从分析世界体系的结构、中心和外围国家的贸易结构来阐述的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原因的,因而又称作结构主义和“中心——外围”理论。它主张既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也不走依附性的道路,而是在国家干预下走民族经济自主发展的资本主义道路。

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实践表明,中心——外围理论所给出的发展模式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最终走上一个持续、快速、稳定的道路。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后遗症促使拉美各国走上了改革的道路,并摒弃了原有的发展模式。虽然拉美国家试图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但是频繁的金融危机反而把拉美经济带上了另一条尴尬的道路,80年代的十年也成了“失去的十年”。中心——外围理论所描述的两大体系的差距越来越大,拉美国家的外围色彩也越来越浓重。普雷维什的理论也因此广受争议。

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普雷维什忽视了对货币金融领域中心——外围结构的分析。有人也曾提出了不同于以往发展理论的逻辑,从货币金融的角度探讨了中心——外围结构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表现,如温铁军(2004),何帆、张明(2005),何帆(2005)等。

在后期,普雷维什也根据拉美经济发展的实践对自己的理论作出了某些修补,完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如普雷维什在其后来对中心—外围概念的发展中,认为中心—外围概念仍是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有效工具,依然具有生命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仍有许多地方需要发展和完善。他说:“我过去的中心—外围概念仍然是正确的,但是必须引进中心霸权主义的一些重要后果,以丰富这个概念的内容。”他提出了“中心的霸权和外围的依附”、“中心的创新和外围的模仿”等新概念。“中心的霸权”主要表现为“中心国家特别是已成为资本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动力中心的经济、政治和战略霸权”[1]。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资本主义霸权中心采取了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诱导,贸易优惠、资金援助、军事援助、政治亲近等,或者实行“经济殖民”手段,其最终目的就是是外围更加依附于中心,在不同程度上服从于中心。但这方面的解释力与他在早期的理论不可同日而语,缺乏原有理论的逻辑性。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在现阶段对这一理论的分析和研究还是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中心——外围理论从它诞生之日起,就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服务的理论,是发展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的分支,是学术界分析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种基本的分析方法。

其次,这一理论的基本分析思路仍然适用于当今的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即“中心—外围”体系的3个基本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仍然存在。并且经济全球化现象还进一步印证了了中心——外围理论中的观点,如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消除中心外围之间的不平等,反而使二者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并不会因经济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失效,“中心”与“外围”之间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上的差异性仍将继续存在,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而扩大;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不仅没有改变技术进步及其成果不平衡分配的状况,反而会使“外围”国家在分享技术进步成果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2]

我们的研究将试图弥补普雷维什理论上的缺憾。我们将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金融自由化现实的回顾,分析在货币金融领域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货币输出与资源输入过程,从而探讨拉美货币危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频繁发生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并对货币金融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的未来趋势做一个初步描述和设想。

 

 

 

 

 

二、相关文献的评述

 

普雷维什的发展主义理论的逻辑起点是对国际贸易问题的分析,其目的是分析发展中国家不发达问题。中心——外围论是在批判传统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并结合拉美的实际情况形成的。

在国际贸易问题上,传统理论一向占统治地位,其出发点就是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然而拉美的实际情况使传统理论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国际贸易的论述给了普雷维什理论上的启发。马克思曾经谈到机器大生产造成的国际影响,“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 斯大林在其著作中指出,欧洲和殖民地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的中心和外围”的关系。普雷维什在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时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中心——外围概念,认为“拉美的现实打破了国际分工的过时理论”,“关于国际分工经济力量仪的道理,在理论上固然可以自圆其说,可是人们常常忘记它所根据的设想却已被事实证明为谬误”。

简而言之,普雷维什理论体系的要旨在于: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形成了由中心与外围组成的国际体系结构,一个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构成的、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生产多元化的中心国家,另一部分是由发展中国家组成的、在生产、技术、组织等方面处于落后地位的外围国家。中心国家是以西方七国集团为代表的高度工业化国家,它们的经济增长是全面的、自主性的,它们出口工业品或高附加值产品,而进口原材料或初级产品,它们是技术创新的源头,但也占有了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几乎全部利益,甚至借技术进步进一步掠夺外围国家;在政治上,它们实行帝国主义政策,“一旦外围有意无意地损害了这种经济和政治利益时,中心——特别是主要中心——往往就会采取惩罚的措施,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通过军事干预的手段进行报复。”外围国家是没有实现工业化或畸形工业化的国家,它们的经济往往有增长而无发展,严重受制于前者的经济周期,而且常常是出口单一的原材料,换回各种工业制品。国际体系的构成、运转与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从属于中心的利益,因此,这种割据使中心国家得到迅速发展,而外围国家的处境只能以中心国家的利益为转移,从而导致中心与外围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

正是在中心——外围体系论的前提下,普雷维什等拉美经委会学者们系统的提出并发展了相关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在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考察时,普雷维什系统的提出了贸易条件恶化论,为其后提出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奠定了逻辑分析和理论上的基础。

1950年,在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时,普雷维什考察了18761938年间英国进出口产品的平均价格指数,由于英国进口的多是初级产品,出口的多是制成品,故可分别近似代表原材料和制成品的世界价格。研究结果表明,如以18761880 年间世界原材料和制成品价格之比为100的话,此后绝大部分时间里该比价一直呈递减趋势,到19361938年间已降到64,表明同量制成品可以交换到更多的初级产品,即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出口国越来越不利了。即出口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的价格长期不变甚至下降,而出口制成品的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却逐渐上升,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明显恶化了。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因为按照“看不见的手”的调节,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高的商品价格低,反之则高;相应地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的商品价格应该下降得快,反之则慢。根据这一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价格之比应该上升才对。

普雷维什在解释外围国家为什么长期处于国际交换的不平等的地位时认为,这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初级产品的低需求收入弹性。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大低于工业制成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当收入增加时,制成品需求的增加就会远大于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再由供需关系可知制成品价格的上升就会大于初级产品价格的上升,因而外围国家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需要进口的生活、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不断上升,有待出口的初级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贸易比价不断恶化。

其次,技术进步成果在中心和外围的不平等分配,导致中心国家工业生产率提高较快,要素的边际收益高,制成品的价格高。而外围国家只拥有落后的技术,劳动生产率低,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低,从而使初级产品的价格较低。

再次,中心国家的经济周期运动的不同影响也是外围国家贸易条件长期恶化的重要原因。在经济繁荣阶段,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价格都会上涨,但制成品的价格上涨要快于初级产品;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中心国家的制成品市场具有垄断性,而外围国家的初级产品具有竞争性,初级产品的价格下跌的程度要比制成品严重得多。这样,经济周期的反复出现就会拉大二者之间的价格差距,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趋于恶化。

此外,中心国家“工会”组织的有效性,外围国家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以及高收入阶层对“中心”国家消费模式的模仿性都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原因。这些特征使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恶化,并加剧了外围国家发展的滞后。

基于贸易条件恶化的逻辑分析,普雷维什提出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政策建议,即外围国家要走工业化道路,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所谓“进口替代”,就是国内原需进口的某些工业制成品,靠发展国内工业生产来取而代之,即用国产工业品来替代进口工业品。

普雷维什从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缺乏动力、收入增长速度低于中心国家、对劳动力的吸收和世界经济动力中心的转移等方面论述了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是由中心国家对初级产品的进口需要来带动的,是中心国家工业生产的增占推动着外围国家初级生产的增长,因此外围经济总是随中心经济的繁荣而繁荣,随其衰退而衰退,外围本身缺乏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收入增长来说,中心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的增长明显小于其实际收入的增长速度,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的下跌给外围造成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拉美国家还把经济收入的增加建立在初级产品出口的基础上,那么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就要明显小于工业中心国家。从劳动力的吸收来看,过剩的劳动力仅靠发展初级产品部门来吸收是不足的,要为剩余劳动力找出路,就只有实行工业化。此外,世界经济动力中心从19世纪的英国转到20世纪的美国,而英国的进口系数(通常保持在30%-35%的高水平)要高于美国[3],这样,就限制了外围国家出口能力的提高。在这些背景下,外围国家如果继续奉行以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为核心的发展模式,前景将会是暗淡的,普雷维什因此认为“一个国家如果要使增长率高于出口的低增长率,就目前而言,他除了用本国生产来替代大部分进口以外,别无其他选择”[4]

我们认为,普雷维什忽略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所导致的他们在金融领域力量的不同,即货币金融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这不是刻意的忽略,而是由于普雷维什研究的历史阶段所决定。普雷维什理论研究的历史阶段集中在二战结束之前,因而无法注意到二战之后国际经济格局的诸多变化。二战结束以前,国家之间虽然也存在密切联系,但它们主要是地区内合作或者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分工。例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国际贸易和投资占GDP的比重很高,但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与投资占了很大比重,各个国家的地位也不完全相同,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或地区的贸易和投资带有“掠夺”的性质。另外,那时的国际贸易或投资对人们,特别是落后国家的人们日常生活的正面影响甚微。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东西方长期的冷战大大限制了全球国家之间的合作与分工,资本的流动和经济全球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刘士国(2005)测度了二战结束以来国际金融流量的强度,他发现从国际金融流量整体的强度来看,即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证券投资和其他国际投资流量之和同世界GDP之比,1948年仅为0.03%1971年首次超过1%达到1.4%1996年首次超过5%达到5.5%2000年首次超过10%达到11.12%,随后跌回到9%以内。

国际金融流量,包括国际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国际证券投资(Foreign Portfolio InvestmentFPI)、国际衍生金融交易(Foreign Financial DerivativesFFD)和其他投资等。国际金融流量强度的增加被认为是经济全球化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先看看国际直接投资的强度,即国际直接投资流量同世界GDP之比(%),在1948年仅为0.02%20年后即1967年首次达到0.1%,年均增强仅0.004个百分点,增长极为缓慢。14年后即1981年首次达到0.5%,年均增强0.029个百分点,15年后即1996年才首次跨越1%,达到1.01%,年均增强0.036个百分点,相比于此前二十年,这个三十年里强度提升明显加快。随后便飞速增强,2000年首次跨越2%达到3.91%,四年内年均增强0.725个百分点;2001年则急速跌回到2.06%2001又回升到2.64%,显然,世纪之交前后六年里,国际直接投资强度飞速增强却又剧烈起伏波动。

国际证券投资包括股权(equity security)投资和债券(debt security)投资,后者包括债券与票据(Bonds and notes)投资及货币市场工具(Money market instruments)投资两类。国际证券投资强度,即国际证券投资流量同世界GDP的百分比率,1948年仅为0.01%,二十年后的1968年首次达到0.1%1985年首次跨越1%达到1.03%1993年跨越2%达到2.51%1999年首次达到4%2002年为4.14%

其他金融投资,如贸易信贷、贷款、现金与存款(currency and deposits)等。其他金融投资流量强度,即其他金融投资流量同世界GDP的百分比率,1948年几乎为零,1969年还仅为0.09%,但1970年即达到0.4%1975年首次超过1%,为1.07%1978年首次超过2%达到2.13%1980年首次超过3%达到3.11%,但在随后真个80年代又快速跌回到3%以内并在2%上下波动,1991年更惨跌到0.19%,随后快速回升直到1997年的3.48%,此后再次回跌,除1999年跌至1.03%2000年飚升至3.37%外,其余年份略比2%高一些。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和国际资本的流动,对货币金融领域的中心——外围结构分析、认识就显得犹为必要。温铁军(2004把经济的发展分为了三个阶段:传统的资源经济阶段、产业经济阶段和资本经济阶段。“资源经济阶段的资源占有者行为主要表现为追求简单生产力的外延扩张,例如:在农业生产方式上,大中小土地所有者大都以购置田产为目标;而产业经济阶段的资产占有者则表现为推动产业资本的对外扩张,亦即追求市场占有量和生产规模。可见,资源占有者和资产占有者都具有物质形态的扩张规模的特征;资本经济阶段,国家成为最大的经济实体,通过强势政府凭借权力发行货币,获得铸币税,并且以其控制的经济货币化过程来形成垄断性的金融资本;同时,以金融资本对资源和资产的资本化来占有超额收益。占据垄断地位的金融资本,其扩张速度显然会大大快于产业资本(即实体经济),必然形成金融膨胀导致的经济泡沫化。”

简单的说,资本经济阶段就是国家对金融资本的操作,使其脱离实体经济在国际上流动,以不断获利,而这种获利会远远高于产业经济阶段产业资本扩张的获利。中心国家竭力促进金融自由化的努力就是其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使然。麦金农和肖在1973年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概念和理论体系,外围国际在中心国家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主要是IMF)的催促下,因循金融深化理论的思路,先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影响深远的金融制度变迁现象。

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尤其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在一系列因素的推动下,拉美国家开始实施范围广、程度深、声势大和影响深远的经济改革。开放资本项目是这一改革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改革之前,拉美国家常使用外汇管制等手段来限制资本外流,企业必须通过官方渠道以低于市场汇率的价格来上交外汇收入。此外,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国有化运动中,不少拉美国家还对外资的流入加以多种多样的限制。1982年墨西哥债务危机爆发后,拉美国家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资信急剧下降,流入该地区的外资大幅度减少。因此,拉美国家开放资本项目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外资。拉美国家的资本项目开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2)放松对利润汇出和利息支付的限制;(3)放松对举借外债的限制;(4)放松对资本流动的管制。

19969月,IMF 的临时委员会要求执行董事会在分析国际资本市场走向的基础上考虑是否有必要修改IMF的有关章程,以便对国际资本流动产生的各种影响做出恰如其分的反应。19974月,临时委员会指出,有必要修改IMF的章程,以便使IMF能有效地鼓励或促成其成员国开放资本项目。同年9月在香港举行的世界银行、IMF香港年度会议重申了这一立场。

其实,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曾经对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以及金融寡头给予了充分的论述。处于资本经济阶段的发达国家已经过渡到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世界体系中继续扮演着中心国家的角色。相反,处于传统资源经济阶段和产业经济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体系中仍然处于外围地位。从这一点上来说,我们关于货币金融领域中心——外围结构的划分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也是对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的补充。

从经济形态演进的角度去看,“所谓发展,是指在工业化成为全球不可逆转的趋势之后,其传统的资源经济向产业经济、产业经济向资本经济这三个性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进步,及其派生的制度演进过程。问题在于,发展进程中必然会发生两次充满制度风险的惊险跳跃。没有能力化解制度风险的国家只能落入现代化陷阱或者拉美化困境,出现社会两极分化、政治动乱频仍的复杂局面。”回顾西方世界兴起的历史,我们会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一次“跳跃”的方式是完全不同,因而他们所处的经济形态也不完全相同。外围国家演进到中心国家的地位过程中,充满了风险。

我们认为,任何国家都要经过产业资本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如何获得发展的资金问题,各个国家各不相同。在资源经济时代,世界各大经济体之间相对封闭。与外部进行资源交换的方式仅仅是通过所谓的“自由贸易”,而这种方式是无法“纯粹”的获得免费的资源的。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真正的免费资源来自于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后来大量殖民地的开辟。美洲的白银、非洲的黄金以及无数来自殖民地的自然资源使西欧迅速改变了资源经济的经济形态,完成了向产业经济的转换。这一经济形态的转化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工业化”的完成。殖民的历史,从资本原始积累方式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个资源输入的过程。外部资源的大量流入,使得西欧国家完成了“原始积累”,为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美国的崛起则与西欧大同小异,只不过美国的暴富与两次世界大战关系更为紧密。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通过像西欧和美国这样的“原始积累”来完成这个转换,相反,发展中国家还正是作为被掠夺的“殖民地”经历了资源经济时代。

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正是在伴随着经济形态的演进以及数不清的赶超战略的情况下内生的。西方世界的“原始积累”解决了这一问题;中国是通过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特有的“剪刀差”现象积累了发展资金;而拉美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也为其发展从内部获得了一些积累资金,但当“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自身的弊端显现时,拉美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转而实行“负债”发展战略,即从国际上借贷来支撑其经济发展。正是这一“负债”发展战略,为其以后的一系列问题埋下了伏笔。现在主要发达国家早已经完成了从产业经济向资本经济的转化。而对于拉美这些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国家经济的大部分还处在产业经济阶段,一部分仍然处在资源经济阶段,而另外小部分已经升级到了资本经济阶段。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在货币金融领域的不同地位,也就固化了原有的中心——外围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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