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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晴耕雨读

 
 
 

日志

 
 

自由贸易、贫穷和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  

2006-02-23 20:05:37|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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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还是石头?

据说非洲有句谚语,“只要我填饱了肚子,剩下的事都交给上帝吧。” 食物是这个人类的最基本的需求,可当今的世界,食物却服从于国际贸易惯例和规则。贸易似乎已经被神化,在很多人眼里,任何事情甚至是食物都不能妨碍贸易。美国一位传媒人士约翰·马德莱在他的一本叫做《贸易与粮食安全》的书里面甚至尖锐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想通过养活自己人民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却和所谓的“自由”贸易发生冲突,那么这些法律将无法通过。这真是有点滑稽,也有点无奈。他甚至调侃地说,(地球上的各国)政府已经把自己逼入了一个死角,他们苦苦地寻找面包,得到的却是自由贸易这块石头。

讨论发展中国家的自由贸易和粮食安全的关系就好比讨论一个穷人去做买卖还是自给自足解决吃饭问题一样。很不赶巧的是,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贸易主导的世界。管理和制定着全世界的人做买卖的秩序和规则的是WTO,所以有人说,贸易主导世界,而WTO主宰着贸易。WTO主张自由贸易,于是穷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加入到自由贸易这个行列中来了。穷人们出力,富人们出钱。穷人们出卖的都是初级产品或者劳动力,富人们卖的是附加值很高的科技产品。几十年过去了,穷人们还是卖初级产品,富人们的生产技术都更新换代n次了。穷人们还发现,给富人打工,收入没有多少增加,自家的环境却破坏了不少,而且家里值钱的都拿去“自由贸易”了。穷人依然还是穷人,还增加了不少,富人依然是富人,钱赚得更多了。最要命的是,没有穷人去种地了,都来给富人打工了,这微薄的收入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还不如自给自足,至少还能解决温饱。而且富人的粮食根本不卖给穷人们,因为穷人的购买力不如富人。

这似乎是一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其实,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而且还在继续发生。

这样的故事要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总还有解决的余地。但是,自由贸易,使世界变成了一个大市场,根本没有世界政府来管这个事。即使管,也是象征性的,做做样子而已。

在购买力决定一切的世界里,人类已经自己建立一套使很多人陷入饥饿的体制。富国把充裕的粮食出口到有购买力的富国,而穷国却因为没有购买力而买不到粮食,陷入饥饿的边缘。粮食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穷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

自由贸易使很多发展中国家原有的农业生产体系被打破。小农场主面临跨国公司的竞争纷纷破产。很多农民只好离开自己的土地,进入到大工业生产体系中去。但是他们微薄的收入又不足以维持其生存和发展的要求。

自由贸易真能带来福利改善吗?

对于贸易自由化给各国国民带来的福利改善情况至少还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里最穷的40%的人口的收入在贸易自由化以后不断减少。马德莱列举的古巴的经验至少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认为,自从美国禁运以及对前苏联糖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后,古巴就转而建立了有机的农业系统,促进了其粮食安全状况的改善。

对于穷国在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境况恶化的现象,按说国际社会应当引起重视,采取措施遏制饥饿的发生。但实际上,国际社会并没有优先解决这些问题。马德莱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全世界在“千年虫”上花了5000亿美元,这比富国每年援助穷国发展的资金多10倍。如果要达到1996年世界粮食峰会所确定的到2015年饥民数量下降一半的目标,15年所花费用仅为600亿美元,也就是每年40亿美元,称不上什么过分的数字。

关于财富的话题,不外乎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财富的创造,一个是财富的分配。用通俗的话说一个是如何做大“蛋糕”,一个是如何分配“蛋糕”。财富创造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分配的过程。比如一个国家通过“得自贸易的收益”增加了国民财富,也就意味着财富在国家之间实现了分配。但是具体到某一国家或者某一国家内部的某个社会阶层,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却可能是分离的。而且这种财富创造与分配的分离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也越来越明显了。

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里面写到:“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

所谓“财富的生产力”就是创造财富的原因。研究“财富的生产力”无非是为了尽可能多的创造财富。财富的存量本身也许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财富的生产力”却是创造财富的源泉,它保证了一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关于财富如何得以创造,总可以归结到一个国家经济制度和体制层面的原因。斯密认为是分工,李嘉图认为是比较优势的交换,李斯特站在落后国家的立场上提出只有实行保护贸易才能增加国民财富。熊彼特提出了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罗默则立足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发展从而对国民财富的增加的影响。人们讨论财富的话题,大致也离不开这些问题。

其实,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财富的分配上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比如,尽管全球对外投资20年来增加了6倍,但70%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的,8个发展中国家得到了其中的20%,而其他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只得到10%1960年,全世界最穷的46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为1.4%,但到1990年代初,这一比重下降为0.6%,到1995年下降为0.4%。据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统计,贫穷国家与富有国家的贫富差距在过去40年间增加了一倍。世界上最富裕的20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是最穷困的20个国家的37倍。发达国家每千人拥有300台电脑,而发展中国家仅为16台。发达国家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的20%,但网络用户却占世界的80%。全球90%的电子商务被发达国家垄断。全球财富的分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了日益严峻的不对称性。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内部,因为财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社会阶层分化越来越严重,因而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发展。

中国是财富创造的直接受益者。截至2004年底,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5621亿美元,批准外商投资企业50多万个,并形成了年进口5600多亿美元的大市场。这是一个巨大的财富总量,证明了一个问题,财富以各种形式向亚洲,向中国转移。不但如此,二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日趋完善,分工程度日益加深,市场日益扩大,企业家阶层形成并崛起。中国还比以往更加具备了创造财富的能力。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尽管都是在从事着创造财富的活动,中国也同样面临财富分配的不公。人们总爱用“芭比娃娃”的例子来说明这种不公平到底有多严重。中国出口的玩具“芭比娃娃”,在美国市场上的零售价为9.99美元,在美国海关的进口价仅为2美元,两者相差的8美元作为“智力附加值”被美方拿走。在剩下的2美元中,1美元是运输和管理费,65美分为支付原材料进口的成本,中方只得到区区35美分的加工费。类似的例子在发展中国家争取“得自贸易的收益”的所谓财富创造活动中比比皆是。

谁该为贫穷负责?

在全球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因为财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贫穷现象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全球化越来越多的质疑。从魁北克到西雅图,从哥德堡到埃维昂,反全球化的言论与全球化的言论针锋相对,体现了愈来愈清晰的意识形态分界线,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分裂的综合体。舒尔茨所讲的贫穷的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Being Poor)和穷人的经济学有很大的不同,对此国内有很多误读。但不管怎样,关注贫穷,关注穷人,关注我们这个财富分配的公平程度,既是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各国政府的责任。

在全世界消除贫穷无疑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公共产品主要是由政府提供,但是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存在一个凌驾于各国之上的政府,至少不存在一个与民族国家政府具有同等权威或合法性的政府。因而,全球公共产品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提供,其核心问题是资金筹集。经济全球化是个基本的现实,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短缺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当前世界的一个基本矛盾。全球治理要求国际行为体间充分协调,共同致力于全人类的福利,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但是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困境的存在,为维护国家的传统政治、控制与统治(都是以所谓主权国家利益的名义),民族国家之间相互竞争、争夺、猜疑、各自为政,导致世界政治的本质仍然是无政府状态的,全球治理的现状依然是无序的、低效率的。因此,与全球化世界现实不相适应的民族国家体系,为国际组织的发展留下大量空间。这些国际组织可以与民族国家政府进行协调,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提供全球公共物品。全球公共产品的提供的过程可以分为两步:一是政治决策,由利益相关者决定生产哪些种类、如何生产、每一种生产多少、如何分配其净收益;二是生产,即公共产品生产决策的实施。生产过程又可以分为两部分:融资和管理。融资,即将更多的私人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到全球公共产品提供上;管理,即通过战略管理活动装配产品以便它们能够以没有摩擦的、有效率的、有实际效果的方式进行分配。全球公共产品提供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鉴于全球公共物品的以上特征,可以采用以下方式提供全球公共物品:

非合作(市场)方式。该方式通过发展基于市场的技术,克服公共物品的外部性。

自愿(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该方式是在国家间缔结自愿而且不具有约束力的协定。

有限契约方式。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标准方式是“有限契约”方式,又称为条约方式。该方式是各国间磋商一项条约,以对特定活动的生产或数量进行限制。

嵌入更宽泛的协定中(Embedding in Broader Agreements)。由于全球公共物品具有存量外部性,其影响不仅高度不确定,而且在一段时期后演化为严重的问题。从政治的角度来看,任何交易对当前一代人都是负和博弈,也就是对当前一代人不存在帕雷托改进。在这种情形中,一个可能的全球公共物品提供方式是将协定嵌入会带来更大收益的协定中。这一方式成功地应用于国际贸易协定中。

将决策权委派于超国家的机构。这是一个更极端的方式。设想存在一个国际机构,各国将权力委派与该机构,授权其对全球公共物品的提供作出重要决策。在现实中,最接近该设想的例子是欧盟,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欧洲中央银行得到欧盟各国授权,负责对欧元实施管理。

毫无疑问,要想在世界范围内消除贫穷,解决粮食安全问题,主要大国应当承担起这个责任。也许,在自由贸易几乎成为迷信的今天,我们也该反思世界上贫穷状况恶化的现象。对于具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看到自由贸易带来的生活改善,也许应该去关注一下那些在自由贸易中受到损害的群体。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自由贸易当中连粮食安全都保证不了,吃不上饭的人越来越多,那也许真的该反思自由贸易本身了。

《社会观察》2005年第12期

 

 

 

 

 

 

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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