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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晴耕雨读

 
 
 

日志

 
 

从《菊与刀》看日本文化的两面性  

2006-02-22 14:40:39|  分类: 读书笔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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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清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委托,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日本的民族性进行研究。二战结束以后,美国政府及占领当局对日本的政策和日本整个局势的发展基本与本尼迪克特所递交的报告主旨一致,于是本尼迪克特就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增加了关于研究任务和方法以及投降以后的日本人两章,以《菊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为题出版,在西方社会和日本本国引起了强烈反响。《菊与刀》通过对日本各个历史阶段的考察,分析了日本的等级制度、负恩和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自我修养和育儿方式。从价值体系和文化模式上探讨了日本的民族性,得出了日本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个人主义而是耻感文化集团主义的结论。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

日本文化的两面性,表现在日本有一种善变的伦理。战前,日本人把他们自己描绘成已经高踞于国际等级制度金字塔的顶端的国家。在战时的日本人眼里,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将永远处于混乱状态,日本应该为等级秩序而战。当然,日本应该是这一秩序的领导者,因为只有日本是真正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的国家。日本既然已经实现了和平统一和国内经济发展,那就应该帮助落后的邻国——中国,而方式就是创建大东亚共荣圈。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然后是英国、俄国从东亚地区清除出去,使共荣圈内的各个民族各得其所。同时,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应该在国际等级结构当中明确自己的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只要各得其所,各安其位,日本人就会毫无不满地生活下去,就会感到安全。当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同这种“各安其位”的国际等级制度。战后,日本承认他们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转而建设和平国家。

日本人转变之快,恐怕连美国人也没有预料到。但是日本的转变又不同于其他“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日本人并不像这些民族为原则而战,日本人是为“天皇”而战。日本的文艺作品里面塑造的英雄人物经常是为了心中的至高理想舍去一切乃至抛却生死,可以一个人孤独地对抗整个世界而面无惧色,全然不在意他人的关切、看法和反应。正像李培林在《重新崛起的日本》里说的,从这个角度讲,用樱花与刀形容日本的民族性更合适。樱花有一种代表日本民族性的悲怆之美。对于战争,日本人认为,无论是战胜或战败,结局都是无所谓,重要的是壮烈地战斗过,并在战斗的过程中获得人性的完美与崇高、光荣与梦想。本尼迪克特给我们提供的解释是:日本人迫切要求在世界上赢得尊敬。他们看到大国是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于是力求与这些国家并立。所以,一旦战败,他们只是认为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错误的,并不会对战争本身进行忏悔。这也在中曾根康宏在最近出版的《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中得到印证。中曾根把战争的原因归结于大隈内阁采取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和旧宪法中统帅权的独立的条文。日本人普遍的看法是,战争是错,不是罪。这同样也印证了本尼迪克特认定的日本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的结论。

日本这种善变的文化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没有是非感,并且在国际交往中惟利是图,毫无原则可言。这与中国人坚持正义,维护公理的理念是截然相反的。虽然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日本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清算其历史。这也正是中国民众反感日本,反对日本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深层次原因。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一个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国家没有资格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善变的性格造就了日本崇尚强者的文化。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就谈到,日本的结盟行为基本上是搭车而不是均势,并且总是与支配力量结盟。随着美国在亚洲作用的下降,中国成为最强大者,日本的政策也会作出相应的调整。亨廷顿看到了处在文明断层线上的国家的特性,因此一再提醒美国当局,要重视美国的摇摆性。一位旅居日本多年的学者曾这样总结:日本人比大多数人都会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被认为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也会最快地怨恨道德上软弱和正在退却的霸主滥用权力 

日本也有着东方民族特有的民族优越感。因此,随着中国的崛起,日本处在一个忍受自己相对地位下降的痛苦时期。大清帝国以前,中国基本上是日本人学习的榜样,那个时候,中国对日本来说就是所要崇尚的“强者”。甲午一役,拨开了日本看待中国的迷雾,也让日本彻底放弃了对中国的崇尚。晚清以来,日本人眼里的中国是贫穷和落后的代名词。中国的重新崛起,给日本人带来了危机感、恐惧感,甚至还有那么一点民族自卑感。日本人还没有习惯中国的重新崛起和强大,因此它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无所适从。于是随之而来的就是散布“中国威胁论”,与其他大国联手遏制中国,同时加紧对资源和领土的占有和争夺。日本曾经打碎了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两次梦想,有人说,日本人正在试图打碎中国人目前第三次实现现代化的梦想。所有这一切,如果放在这个大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了。

中国需要更强大,中国也需要让日本了解和习惯中国的强大。习惯了中国的强大,日本人就会摆正自己的位置。

当然,我们需要了解和学习日本的地方很多。哈佛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傅高义就曾在1979年和2000年写出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和《日本仍是第一吗?》两本书,虽说争议颇多,但是傅高义的基本意图是告诉美国人:日本有很多地方值得美国学习。对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日本是我们的近邻,但也很可能是我们的对手,我们需要了解它,学习它,以便更好的应对它。

中国现在处在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对待国际争端,要“有理、有利、有节”,但是“该出手时要出手”,最大限度的维护和开拓本国利益,为国家的重新崛起和强大奠定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营报》,20055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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