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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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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国界  

2006-02-22 22:15:37|  分类: 评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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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清友

627,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今天的中国比日本精明,而且,比日本更有威胁力。文章指出,如今的中国不是往昔的日本,或者,美国应该对此予以强烈的关注。克鲁格曼这样写道:“15年前,当日本公司大规模买进美国公司的时候,我是那些站出来劝美国人不要惊慌的人。也许你期望我现在用同样的话语来说明中国和当年的日本差不多。可是,来自中国的挑战远比当年来自日本的要严重的多。克鲁格曼认为,应该防止中国海洋石油公司收购优尼科的交易成功。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如果由我来决定是否同意中海油收购优尼科,我肯定会说不。”

最初看到克鲁格曼的文章,我还是觉得出乎意料。虽然关于贸易保护主义与贸易自由主义是理论和现实中争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在经济学发展的大部分时间内,贸易保护主义一直都不是经济学的主流理论,经济学的主流是宣扬贸易自由主义。即使在经济大危机之后,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里,贸易保护主义似乎也不是主流理论的主张。对此,保罗·克鲁格曼有一番总结:“支持自由贸易是专业上人格正直的标志”;“理解比较优势原则和赏识自由贸易的成效,这是区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与冒牌货之间的关键所在;即使年轻莽撞的经济学家,在直接对这些基本信条发起挑战,承担被逐出经济学圣殿的风险时,还是会犹豫再三的。”

当然,如果我们把克鲁格曼看作是自由贸易的代言人也许根本就是错误的。因为克鲁格曼从来都不是无条件的自由贸易支持者,他的理论从来都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我们可以从克鲁格曼等人提出的战略贸易政策理论当中看出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够支持自由贸易。

所谓“战略”,本来是指参与人在给定信息集的情况下的行动规则,它规定参与人在什么时候选择什么行动。在战略贸易政策理论中其含义是指:在寡头垄断模型中,政策的制定者需要在考虑外国企业或政府的反应行动的基础上制定出自己的最佳行动纲领。这一理论的核心在于,通过国家补贴或贸易保护占有或掠夺市场份额,从而增进本国利益。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国家实施贸易政策,从总体上增进本国的福利水平。克鲁格曼主要强调保护本国产业,其理论被看作是幼稚产业保护论的新发展。克鲁格曼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欧洲国家补贴空中客车公司,与美国波音公司抢占市场利润,欧洲政府付出很少的代价,为空中客车创造了巨额利润,从总体上增加了国家利益。

实际上,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穆勒等都对一个国家能够从国际贸易得到的利益进行了系统论述。在他们的观念中,国家利益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甚至认为其他方面的利益比经济利益更加重要。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大多是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鼓吹自由贸易是因为对他们有利。但是当时的“落后国家”美国和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却从不这么看。这些当时的 “落后国家”主张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其核心在于强调国家间差异,不同的国家应采取不同的贸易政策。

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1791年发表的《制造业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没有适合于所有国家的贸易政策,更不能够将自由贸易作为国家的政策原则。其论述的保护性关税的政治理由为必须增加国家税收收入,以提高联邦的地位;经济理由是保护本国的幼稚性产业。由此可以看出,汉密尔顿的保护性关税的国家利益观念至少体现为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国家首先要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发展。

在汉密尔顿之后,德国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对当时“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进行了系统批判。他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科学。他特别强调国家独立和发展的重要性,突出了国家利益是各国家采取不同政策的根本原则。英国、法国等之所以主张采取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它们比其他国家更加发达,能够从贸易中获得大量收益;而德国等在制造业中根本不具有竞争力,采用自由贸易原则只会成为受害者。李斯特还区分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差别,并明确指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结果并非一定能够实现国家利益,从而政府必须发挥积极作用。

因此,明白了战略贸易政策理论的涵义,我们也许就不需要对克鲁格曼的言论感到惊奇了。当他在媒体上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的时候,我们千万别忘了,他抨击的是政府,而不是他的国家。当然,我们也不必为克鲁格曼的言论感到恼火,你能期望一个美国的经济学家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吗?

不仅如此,即使有些爱说中国人喜欢听的话的经济学家,当他们在夸夸其谈的时候,我们也许得仔细分析分析他说这些话的原因。人们总是希望听到自己希望听到的话,而那往往有陷阱,陷阱往往存在于细节之中。

其实,克鲁格曼更要害的话是这些,他说,有两条原因可以说明如今的中国不同于当年的日本。首先,中国不像日本那样挥霍金钱,中国人比日本人精明,中国公司可以从而向全球的领域进军。另外中国和日本的不同在于,中国的竞购或者收购都是以作为美国潜在竞争对手的商业行为出现的。任何大国都不希望自己有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对手,美国也不例外。任何有良心的学者在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总是会不知不觉的站在本国利益的一边,克鲁格曼也不例外。

马歇尔之后的政治经济学几乎完全转向了“纯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家也都成了经济学家。经济学研究财富,其中所谓的国家利益也主要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等经济方面的内容,而对权力则很少关注。但是,在一个民族国家林立的世界里,如果不更多的关注权力,不关注国家利益,经济学还有多少解释力呢?经济学家还有什么用武之地呢?

从古典经济学家到汉密尔顿、李斯特,再到克鲁格曼,我们发现,历史总是在一遍又一遍的重复上演,而我们可能却浑然不知。也许这正好给我们的某些经济学家们上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与克鲁格曼比较起来,我们的有些经济学家实在是太天真了。

记得有巴斯德有一句名言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因为她是属于全人类的财富,是照亮世界的火把,但学者是属于祖国的。这句话后来简单的被说成是科学没有国界,而科学家有国界。我不知道这句话用在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身上是否合适,我只是隐约感到,经济学家确实是有国界的。而这个国界,大致可以看作是国家利益的边界。

《中国经营报》,20057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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